全联接大会

杨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诉权保障研究——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不足》,载《前沿》2011年第24期。

唐清宇(1992)，男，四川绵竹人，四川大学司法改革与纠纷解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而纪委作为党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似乎并不具备监督模式中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特征。

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充分采用制约模式应当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原因在于： 首先，制约模式的实践操作可能性较高。但在《监察法》关于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的规定中，仅以审判的标准对证据条件进行了规定，并未对检察机关介入上述程序作出规定。可见，立法层面不仅要对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予以明晰，还应对二者关系作出制约模式的准确界定，以加强对监察机关调查权力的制衡。其二，《监察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由此既体现了现代法治权力制衡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权力运行的具体实践，避免了监督模式可能带来的权力内耗。

可以说，不论是制度安排还是实践操作，检察机关对公安、审判机关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日渐加强，更好地契合了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这就意味着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其监督对象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行为，而这一调查行为的范围既包括职务违法行为也包括职务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复合属性，同以往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范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2．必须的规范内涵 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可以一般用来表示授权，应当一般用来设定义务。从党的中央组织到基层组织，从领导干部到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尊严，依照宪法办事，保证宪法的实施。[20] 4．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内涵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表述中同时出现了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但在宪法制定或修改之后，必须受宪法的约束。

公民当然负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这在宪法其他条文中作出了规定，如第33条、第53条。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党的决策通过组织的方式由集体作出，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与其他段落不同的是，序言最后一自然段并非历史事实的描述，已经具有明显的规范性特点，具有法律效力。在宪法规范的层面上，如前所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分别体现在序言和总纲中。就执政党而言，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党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

五、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范要求 （一）党要尊重和遵守宪法 1982年党章和1982年宪法先后写入或者体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明确了党与宪法、法律的关系。[12] 1982年的宪法修改进一步健全了国家各项基本制度，而防止文革灾难重演，成为宪法修改的基本出发点和首要目标。这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党和人民对每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在形式结构上，党章与宪法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第5条的重点在于政党、国家机关、组织、团体等要守宪守法，并未提及公民守法的问题。

因为宪法颁布后，宪法就成为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武装力量活动的根本准则。[24]在落实宪法规定、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方面，党应当承担起带头、模范和表率的作用。

这一原则的基本要义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尊重宪法，在党的活动中模范地遵守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坚持依宪执政原则，确保党的执政行为的合宪性。这一问题在修宪中也有过讨论。总之，从《历史决议》起草过程可以看出，它的起草始终遵循了法治原则，尊重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力求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尊重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反对将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破坏法治实际上就是破坏党的领导。写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必须守法，实际上主要是指执政党。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37]这些论述是要长期坚持的，并且要使之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自觉的行动。

[32]由此，党要发挥好领导作用，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就必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原则。[9]他还指出，宪法和法律都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如果党自己不遵守，那么人民怎么可能遵守?党不能违反法律基本的条文、最重要的规定，如果认为某些条文不合适，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修改。

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认真贯彻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维护宪法权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脚注。

（一）作为1982年党章思想基础的《历史决议》 将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原则写入党章，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38]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党的规则之外还有广泛的社会领域，需要在法治框架内予以调整和治理。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6条在宪法第1条第2款后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宪法规范中的党的领导的表述更加集中、更加明确，为更好地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源与规范依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党的八大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都把遵守宪法和法律列为党员应尽的义务之一。[14]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一方面，宪法第5条将党章关于宪法与党的关系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国家宪法上的原则，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党章通过宪法第5条规定，使党章的原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规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获得宪法效力，实现了《历史决议》、党章、《准则》与宪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党的守宪守法义务受到政治和法律的双重要求和双重保障。

[9]同上注，第109－110页。从党的中央组织到基层组织，从领导干部到每一名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23]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不能超越宪法行使权力，都必须尊重宪法、遵守宪法。通过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改善党的领导方式，通过民主集中制防止重大问题一两个人说了算，逐渐成为执政党内的高度共识。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强调集中有利于提高效率，它要求维护上级和中央的权威，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又如，在重大决策方面，有的党组织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范围，越俎代庖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中，需要建立严格的违宪责任追究的体系与制度，确定违宪的判断标准与程序。

[21]在《历史决议》和1982年党章中，胡乔木的这一表述变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6]1979年9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

[11]杨景宇：《回顾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诞生》，载《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